当代中国活跃的网络生态催生了“公知”“自干五”“小粉红”等诸多边界模糊的网络群体及与之配套的话语体系。近年来，在围绕《临高启明》等网络小说形成的亚文化中， 在军事论坛、知乎、观察者网等言论平台的知识生产中，在各种涉及科技和产业的自媒体公众号中，在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公共讨论中，甚至在某些影像作品的文化表征里，比如《厉害了，我的国》《大国工匠》《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等，我们能识别出一支将工科和工程实践领域的知识方法、生产力和技术至上理念、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相结合的网络话语力量，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观察者根据一些活跃的核心人物的自我命名， 将这样一个崛起的话语群体称为“工业党”。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为“工业党”下了一个暂时的定义(1)，并通过爬梳“工业党”话语生产主体的生活史，尤其是媒介使用史，勾勒这一从网络亚文化的边缘地带进入并参与建构社会主流的传播路径。同时，我们将其归置到改革开放后的当代思想文化史中，论证这一诞生于21世纪初的同时回应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群体症候，完成了80年代宏大叙事与90年代工具理性的嫁接，并在“去化”的时代氛围中召唤宏大叙事。而这些基本在民间性质言论平台上完成的知识生产与共识达成活动，代表了中国社会阶层生成的一种现实模式。
与此同时，以“帝吧出征”为主要节点，另外一个被称为“小粉红”的网络文化群体也逐渐出现在研究者和观察者的视野中。我们也对此进行过跟踪观察和经验研究。(2)在对中国崛起的认同和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方面，“小粉红”群体与“工业党”有着相似之处，但同时两者又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话语风格，拥有不同的言论参与平台、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比如，相对于“工业党”，“小粉红”群体更加积极地参与消费文化，更加具有多元文化和全球中产阶级的身份特征，因而相较于国际战略和工业化路径等议题，他们对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产生的文化有着更加浓厚的公共参与兴趣。
在本研究中，我们不是去简单勾勒和评价仍旧处于变动和复杂张力之中的新兴群体的意识形态，而是尝试以“工业党”“小粉红”等群体的崛起为切口，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在文化与公共领域层面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些群体代表了中国社会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一定意识和文化自觉的社会阶层，并且他们已经借助新的媒介技术和市场制度，找到了相对独立于传统话语权力的传播机制。
首先，他们的话语风格、语汇与逻辑体系，相对独立于学院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公立学校教育中教条的常识，以及官僚系统中的文件式话语。他们利用市场化出版、网络论坛、网络文学写作、自媒体、专栏写作等方式，持续稳定地生产有关国家发展方向、历史叙事、产业政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等宏大叙事层面的内容，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共识——包括社会精英共识的生产之中。
另外，他们的文化内容生产，仍旧具有同人、社区和公共领域的性质，与市场化的、流水线化的文化工业具有本质的差别。无论是“工业党”还是“小粉红”，在生产与传播各自感兴趣的内容时，仍旧主要以趣缘、社区、行业、问题等具有自主性和价值理性的生活世界逻辑来展开，而不是以市场、数据、绩效等他律的和工具理性的逻辑来推进。
这样的文化现象，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文学公共领域和公共领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7、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贵族垄断的文化场域中逐渐独立出来，尽量向普通人开放，鼓励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性、与其他人进行坦诚交流，并且还未被大众文化工业所工具化和结构化。(3)我们对此的兴趣和问题意识在于，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一个韦伯意义上的“成熟的民族”在中国特定阶层和人群中出现的迹象，另一方面也非常关心他们的未来走向与中国道路、中国的文明规划以及具有中国视野的世界规划之间的关系。
对于具有能动性的历史主体的产生、行动模式和历史趋势的辨识与分析，我们可以借鉴欧洲经典社会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面对欧洲社会现代转型中新的领导阶层如何产生，具有什么样的行动能力、文化理念和风格等问题，欧洲经典社会理论的三大奠基人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分别给出了他们的回应。
马克思寄希望于掌握先进生产工具和具有现代社会第一线的劳动经验与组织能力的产业工人阶级，认为他们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可以完成主义的历史任务，即从社会化大生产的理性组织到最终消灭阶级和私有制，达到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辩证统一。
对韦伯而言，最初他期待新教伦理与开明的学术思想指导下的工商资产阶级成为德国民族国家实现工业化、成熟和民族崛起的领导阶层，但是后期又指出在工具理性统辖之下的官僚制社会，德国的工商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却成为自私、平庸、虚弱、胸无大志的群体，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这样的分析也点明了德国社会最终走向强权背后的社会文化土壤。
而涂尔干的社会学分析语境，是当时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和现代性社会形态最先锋的实践者——法国。启蒙运动带来国家文教体系的昌盛，工业带来职业分工的发展和社会富裕水平的提升，持续不断的又使得最彻底的共和主义和思想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因此，涂尔干所期待的兼具自治理性和公共服务价值观的社会进步引领者群体，是接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教育，并且具有行业工作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归属感和自豪感、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能力的职业群体。
无独有偶，汪晖在近期一次访谈中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新的思考，也提到了从社会群体主体性的培养和建构的角度来评估“五四”的意义。他认为“五四”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是通过思想和文化运动的形式，回应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需求，即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人与新的主体性的产生和培育。他指出这场文化运动的载体，除了媒体和报刊，也包括各种社会实践的社团，比如觉悟社、平民教育社、工读互助团以及各种各样的学生团体等等，这些都“为此后的大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4)
本研究希望在经典和当代社会理论的烛照下，理解“工业党”与“小粉红”这些新兴话语群体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意义。我们认为这些具有内在多样性的群体出现的共同社会语境，是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初中等公共教育的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展、都市中产阶级和职业群体形成规模、新媒介技术带来话语平台的化和多样化、国民尤其是青年知识群体的国际化视野极大拓展等等。这些新兴群体主要在市场化出版业、网络自媒体和娱乐平台中进行话语生产，具有基本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平等、自主性、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等等。
在文章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希望对以“工业党”和“小粉红”为代表的新兴话语群体的思想体系进行描述，勾勒他们对传统思想史概念框架的超越，并且比较两者的文化生产与社会行动策略的异同，分析两个群体在中国当代光谱中的不同角色、位置和未来变化的可能性，借此理解当代中国不同都市中产阶级新主体的生成与分野逻辑。
在理解“工业党”的基本概念体系及其思想史谱系时，我们无法避免地使用欧洲现代性社会理论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左/右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等。然而，我们也试图从中国历史语境出发，辨析“工业党”群体的观念生产对欧洲概念的挪用与转译，并且探索我们如何在中国当下的发展语境中超克原有的教条，避免刻舟求剑，本土化地调用、改造和理解这些概念。
“工业党”这个自我命名本身预设了理论上的辩敌，这一名词的发明者王小东将“工业党”作为区别于“情怀党”的群体和，前者是具有科学精神与工程思维的工业文明中成长的知识群体，后者则类似于农业文明中只掌握书本知识和形而上学体系的纯粹文人。
作为概念的“工业党”本意是通过中性的生产力和技术叙事，熨平思想文化和民间的巨大分歧。王小东认为简化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文科式”的无谓的人文知识话语和意识形态内耗，他觉得理工科的知识和方法天然具有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客观性和优越性。
但实际上，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体现在、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且各个维度相对独立，灵活组合，形成驳杂交叠的思想光谱。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高歌猛进，全球化与本土性的龃龉愈发凸显。“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问题，又逐步上升为意识形态分野和斗争的主要维度。由于当代处于“左”和“右”两端的两套意识形态理想型，都具有内在的普世价值维度——左翼的国际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全球团结，和右翼的全球市场与自由的“历史终结”论。
而“工业党”的许多诉求，强调国家内部精英的团结与组织性，强调基于本土的经验和建构独立的工业与经济体系，就在观念上具有了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特征。王小东本人自1990年代中后期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工业党”话语生产主体大体上也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并进一步演化为经济上的国家主义主张。
尽管“工业党”深刻地卷入意识形态之争，却很难被安放在传统左右光谱的某个位置。“工业党”偏好集权高效的体制，认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和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模式，反对金融资本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在中国生活语境中与传统左翼具有亲缘性。
但其坚决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国家主义主张，亦与“小粉红”“强国派”“皇汉”等群体一道，被一些学者指认为“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新右翼”，与2016年后席卷全球的右翼浪潮具有某种“同构性”。(5)
王小东则在发明“工业党”名词一年后发文指责一些所谓的“工业党”放弃了理性科学、超越左右的原则，“跳起了极右和极左之间疯狂的摇摆舞”。(6)“工业党”在左右之维上的面目模糊，或者形象地说呈现出的“左右互搏”的矛盾状态，折射出当代青年群体意识的普遍症候。在以往对于“川普粉”(7)“小粉红”(8)等青年群体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
这种左右之维上的混杂而模糊的状态可以找到几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西方与中国两种国家处境下的“左右”内涵具有差异性，比如中国的传统左翼大多具有民族主义的底色，那是因为中国的左翼政党是作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性力量而走上舞台的，而民族主义在西方语境中基本代表统治精英和保守派的思想；
二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左右之争暂时偃旗息鼓，“左右”所代表的发端于18世纪末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在全球化时代让位于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
三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和中国两个层面均经历了“去化的”，而在大约2008年后“重新化”的青年群体，在实践层面上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左右阵营和理论都产生了相当的隔膜乃至断裂。他们从互联网、英文媒体等新渠道获得的解释社会与历史的话语，在表述方式和思维框架上都和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学院派话语产生了巨大的区别。其集体意识和集体认同的产生与发展脉络，需要到二战以来全球社会结构转型、新阶层产生、新社会运动崛起的复杂过程中去寻找；
四是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实在主体，都在快速变动的社会尤其是互联网冲击下趋于流动，经济文化之间密切关联的、整全的、成套的意识形态方案成了明日黄花，意识逐渐进入分化组合的多元状态。
因此，以传统左右分野理解今日青年立场的分化组合，容易产生“左右互搏”的困惑，而这恰恰是当代青年意识的核心特征。将“工业党”冠以“新左翼”或“新右翼”的名号并加以批判分析，其有效性值得怀疑。左右之维崩解失效也启示我们思考，是否有超越欧洲理论话语的新主体正在生成？
在左右单维的坐标轴式分析思路在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和价值体系面前逐渐崩解失效的同时，模块化的分析方法则为我们理解“工业党”的思想构成提供了有效的思路。我们对“工业党”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梳，(9)发现“工业党”具有系统性的世界观和治国方略，虽然在某些结论方面与传统意识形态教化有相似之处，但这些观点主要从他们自身对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与现实逻辑的理解中生产出来，而非从现有理论体系的辨析中推导出来。
“工业党”的逻辑起点是技术体系决定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工业技术进步与制造业的产品生产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来源。因此，较之参与、公民社会、思想解放等现代价值，工业社会带来的粮食增长、医疗进步和人均寿命增长等成果才是人类社会根本性的进步。确立了工业化的目标以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工业化。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近并不能通过海外掠夺完成原始积累，加之本身体量庞大，也无法通过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搭便车进入工业社会，因此必须探索一条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
在此过程中，苏联模式被实践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早期工业化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国有化、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在这一模式下，为了实现工业化，尤其是基础工业的发展，牺牲暂时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是可以接受的。(10)个人价值和自由在历史车轮面前非常渺小，“血肉之躯无法对抗钢铁”，(11)“个人单打独斗的积极性并没有太大作用”。(12)大工业体现的是“集体的成果”，人只有以“人口”的面目出现时，才对工业化产生影响。(13)
在领域，既然现代社会进步的根本来源是工业化，那么评判一个体制的标准就是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工业化进程。这条标准既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二战后以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大工业的出现，使得纯粹的自由市场成为神话，国家必须在科技规划、人员组织、制度保障、平台建设等方面，全面介入社会的工业发展之中。系统论、凯恩斯主义和专家治国模式，相对于苏联主义社会中的中央计划、党的领导和国有科研体制，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的对立。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要想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成功工业化，就更“需要纪律，需要统一指挥，需要牺牲局部效率来提升整体效率”。(14)
因此，“工业党”偏好集中高效的体制，对中国而言，催生的社会主义体制凝聚起分散的国家力量，从内部为工业化完成了原始积累，从而保卫了新生政权的建设果实，并进一步争取国际格局中的相对优势地位。(15)
格申克龙在其名著中将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规律总结为：一个国家工业化起步越晚，就需要越强的集权与组织能力 图片来源：网络
在文化领域，能否有效服务于工业化也是评判的标准。“工业党”认为要实现工业化，就需要对非工业人口进行“工业启蒙”，完成思维与物质的协调统一，让普通民众接受工业社会的意识，并影响决策集团的战略制定，这也是“工业党”介入大众传媒和公共传播的目的所在。
“工业启蒙”的核心就是培育人口的科学精神与工程思维。科学精神的要义是“可重复、可检验”，而工程思维则是将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都处理成一个可拆解步骤的工程建设问题。“工业党”断然拒绝农业社会的经济形态，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浪漫化想象，他们认为：“残存的农业社会根本不再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它们存在与否只取决于工业化社会的意愿。”(16)
“工业党”反对“情怀党”，是认为其思维方式本质上仍停留在农业社会的伦理体系，寄希望于通过党争和文化，而非工业社会的科学体系，去推进社会进步。“工业党”反对鼓吹“贸易立国”和“金融立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以及其他去工业化的思想，亦不认同高消费而无益于物质积累的高雅文化，还反对各类非生产性的正确观念和身份认同，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等，因为这些都无益于工业化和技术进步。
在国际秩序领域，“工业党”以科学和工业化的“国族价值”对抗西方自由的“普世价值”，坚决地反对老牌帝国主义打着和自由市场的旗号，依托霸权和经济技术优势，通过输出工业制成品，掠夺欠发达国家廉价的人力和资源，并打击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使其永远处于被殖民状态。“工业党”主张以出口工业替代出口工业制成品，乃至探索直接出口工业化进程的模式。(17)出口工业意味着向欠发达国家出口生产设备，而出口工业化进程则意味着帮助欠发达国家建立与工业化相配套的社会制度，包括规划工业布局、培养工业人才、国民工业启蒙等。
“工业党”希冀中国成为输出工业化进程的世界领袖，替代帝国主义掠夺的老路，从而集中起各个民族国家的剩余资源，打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资源限制。这一模式的持续需要将中国自身工业化的成果和输出工业化的收益转化为科技实力，投入开发超级科技和廉价能源。但是，输出工业化进程到底是一种新型的中华帝国主义和殖义，还是具有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的团结互助友好传统？实现工业化的中国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本质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工业党”内部存在着不同乃至互相冲突的观点。
费正清说：“伟大的很自然地会力图把他们之前时代的历史也化。”与此类似，“工业党”也很自然地会力图把他们之前时代的历史“工业党化”。“工业党”的实质是在工业化至上的逻辑下处理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尽管“工业党”以理工科的知识体系自傲，然而历史叙事——这一传统上属于人文社科的知识范畴——却在“工业党”话语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而这一历史叙事的核心，就是解决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中毛邓两个时代的分歧乃至断裂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论证了“工业党”如何扬弃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两套主流叙事，即将阶级斗争和视为历史发展主线的叙事，与着眼于器物、政制和文化多个层面的现代转型的现代化叙事。(18)“工业党”从叙事中抽出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实践和民族主义立场，渲染经济基础上的巨大变革，而弱化制度与文化等上层建筑层面的改造，摒弃了工人国家和主义的意识形态愿景。与此类似，他们接受了现代化叙事的进步主义诉求，着重强调技术与工业化等器物层面的现代转型，而较少在意政制与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发展，更严格区分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异同，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
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之下，毛、邓治国方案在意识形态或价值取向层面的断裂，本质上是两套工业化方案之间的分歧，时代强调自力更生地建立独立自主的基础工业体系，而时代则积极开放国门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和产业。两套工业化方案均是在当时内外环境下发展技术与工业化的有效手段，分别适用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内部积累阶段和扩大产能市场阶段，正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言：“冬天穿毛衣，夏天穿短袖，都是按时令穿衣服，冬天的人不能嘲笑夏天的人穿得那么少，夏天的人也不能嘲笑冬天的人穿得那么多。”
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路径连续性，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业化有赖于时代积累的工业基础，尤其是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高素质的劳动人口。两套工业化方案虽有分歧，但都适应于自身的历史现实，至于经济基础之外的上层建筑断裂，则是附庸性的，且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无谓的话语斗争。由此，“工业党”以技术和工业化的历史主线完成了“通两统”的叙事任务。(19)
明确了“工业党”的思想主张后，我们可以对其思想渊源进行分析。辛束将“工业党” 概括为“生产力和国家赞歌”(20)，其两个关键立足点是生产力发展至上和国家至上，这是一个基本符合事实的敏锐判断。
“工业党”思想体系中的第一个核心构件是技术决定论版本的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唯物史观原理，贯穿当代中国人的整个受教育阶段，强有力地决定了“工业党”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本认知和方，这一点在对多位“工业党”代表人物中的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中得到了验证。
如一位“工业党”代表人物在一条网络评论中说：“工业党就是技术党，是一群以坚持生产力水平来决定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人的代名词。工业党坚持认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应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上，因此不断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一表述与教科书上的唯物史观基本一致，但也存在差别，“工业党”在生产力之前又加入了科学技术这一决定要素，随着技术水准的提升，社会形态将以自然或半自然的方式发生变革，经典唯物史观中旨在谋求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变革的运动与文化改造变得意义不大，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也被处理成主要是技术问题或工程问题，国家治理的担纲者也应是具有科学精神与工程思维的“工业人”。换而言之，“工业党”的唯物史观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乃至科学主义的倾向——即将科学及其方法绝对化，并将其应用于所有非科学领域。
这种技术决定论一方面源于“工业党”群体理工科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也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一方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取代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力是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打破大锅饭”，引入个人竞争激发社会活力，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主流信仰，而能够接受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工业党”群体一定意义上就是这场社会竞争中的“优胜者”。因此，“工业党”及其时代与技术决定论与技术专家治国论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21)
“工业党”思想体系中的另一个核心构件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勃兴，在官方、思想文化界和网络民间三个话语层面上齐头并进，相互激荡。表面上，这一勃兴是由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8年奥运会等一系列国际事件唤醒了近落后挨打的历史记忆，以及中国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强大的民族主义动员力量——这些历史记忆和动员力量在80年代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中曾经历短暂的沉寂。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冷战”终结后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在程亚文看来，这种挑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国家民族认同的弱化，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另一方面是在中国不断深化全球性、经济和文化交换的过程中，与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冲突愈发凸显。(22)
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民族主义的载体和动员方式进一步变化，演化出网络民族主义。最初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业党”群体诞生于军史BBS，其中代表者集体创作的《大目标》一书通篇洋溢着大国崛起的梦想和对中国道路的肯定，充斥着“选择一个伟大的国家”式的修辞，但以80后为主体的“工业党”与之前60后70后一代“愤青”民族主义者和之后90后00后一代的“小粉红”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这种通过年龄来划分的网络民族主义分期当然存在过分简化的问题，但一定程度上确实代表了民族主义群体特征的嬗变。
他们属于周永明所谓的“知情的民族主义者”（informed nationalists），即除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外，还兼通网络与英文，能够直接接触西方媒体，对中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有着系统的、基于大国博弈的分析框架。(23)较之“愤青”，他们拥有更好的知识视野，并在成长阶段与认知形成的关键时期经历了中国高速崛起的历史进程，拥有更加坚定的民族自信。较之“小粉红”，他们则拥有较为完备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历史知识，感受过“冷战”终结前后国家之间对抗的历史情境，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更少温情脉脉的视角，较少受到商业娱乐文化的浸染。
“工业党”思想体系的第三个核心构件是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上的国家主义方案。国家主义（stat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两个相当复杂且容易混淆的概念，这里将两个概念简化，将民族主义处理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应对外部挑战时激发的情感、理念与手段，而将国家主义处理为具有集权主义特征的内部治理理念与手段，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存在内外联动的关系，虽然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来看，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导致国家主义。许纪霖认为，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但更加极端和化。然而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皇权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而是以论为正当性，通过实现威权。(24)“工业党”不认同西方自由的制度与普世价值，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国家主义为之提供了替代西方自由制度的可能方案。
当代占据宰制性地位的西方模式之根基是启蒙思想与英美的现代化实践，历史上能够与之分庭抗礼的历史经验其实只有两套：一套是主义方案，另一套则是 19 世纪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德国与日本的国家主义方案。两者都带有国家主义的集权特征。对于前者，“工业党”充分吸收了时代工业化方案发展生产力的一面，并与改革开放后的“解放生产力”进行了贯通性的历史叙述，也吸收了独立自主、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等话语体系并加以工具化的运用。
但在“冷战”终结、国际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的历史情势下，主义方案需要新的历史资源加以修正，同时中国与19世纪的德日面临相似的历史问题，由此后者进入了“工业党”的视野。“工业党”早期论战结集《陈经与愚蠢小猪关于中国经济的超长篇论战实录》与《刷盘子，还是读书？》都将日本经验纳入视野，普鲁士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之路也频繁出现在“工业党”的文本和讨论中，如军史论坛上一系列穿越到德国的网络小说，以及代鹏《海权与国家力量》(25)等成系统的历史军政论述。德国的现代化经验及挫折深刻地影响了“工业党”的思想体系，“工业党”也借德国历史较为隐蔽地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发展道路，而在网络评论中“工业党”的国家主义倾向常常被类比于普鲁士的铁血主义。(26)
“工业党”的核心目的是探讨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另类可能，可是供其调用的历史资源——对时代工业化方案的认同给它带来“极左派”的帽子，对国家主义经验的认同又让它被攻讦为“新右翼”乃至法西斯主义，这也是“工业党”在左右光谱上面目模糊、形象矛盾的原因之一。张旭东在纪念诞辰110周年的访谈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今天中国人在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都是时代的产物，即便与毛时代有关系也是经过邓时代的中介。(27)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工业党”，尽管他们调用了多重的历史和思想资源，但仍深刻地浸染了邓时代以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受到中国国力上升、繁荣的市场经济、专业化的管理体系、与世界市场全面接轨等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邓时代及其理论决定了“工业党”的问题意识和经济想象，构成了其思想底色。这一思想底色对话语模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党”强调用数据、事实、科学与工程原理、严密逻辑推理等解决问题导向的论述方式，而质疑和抨击那种充满了价值判断的人文主义思想争论。
在互联网环境中，“工业党”与“小粉红”常常被放在一起比较。“小粉红”群体崛起于2016年“帝吧出征”“南海仲裁案”“赵薇事件”“奥运霍顿事件”“萨德系统事件”等一系列网络事件，基本立场是自发的爱国主义与对现行体制的捍卫，并表现出90后和00后群体在网络战中强大的自我动员与组织能力。
由于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上的相似性，“工业党”与“小粉红”常常被批判者在一起讨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工业党’无非是更加理性、更加精致的‘小粉红’，而‘小粉红’则是‘工业党’的幼稚早熟版本，他们中的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成为‘工业党’。”(28)但如前文论述，当代青年意识呈现出分化组合、成分驳杂的多元状态，从各自的思想中切割出某一个相似的模块加以批判是一种有效的对抗策略，却不足以论证两者在实质上的同质性。
从身份特征与阶层归属上来看，2016年一系列网络事件青团系统微博成为“小粉红”群体的聚集地。人民网舆情研究室对“@共青团中央”等三个微博在2016年新增的29.6万粉丝进行人口学分析，(29)发现年龄在18-24岁的粉丝占比56.2%，性别比例总体平衡（总体男52%女48%，1992-1998年出生粉丝男42%女58%），据此可以得出“小粉红”群体以90后为主的结论。在该样本中，一、二线%，可以得出“小粉红”群体具有都市青年特征的初步结论。根据我们以往调查的有限样本来看，“小粉红”群体中一定比例的人群接受了高等教育乃至拥有海外经历，(30)所以批评者对“小粉红”群体“文化层次较低”与“社会地位低下”的论断是可质疑的。“小粉红”整体的阶层跨度相当巨大，但从“帝吧出征”中的核心成员表现出对媒体内容比较高的驾驭能力来看，“小粉红”的话语生产主体或担纲者符合都市中产阶级青年的基本特征。
关于“工业党”，没有如人民网舆情研究室这样的大样本分析可供参考。根据我们以往“工业党”研究的有限样本来看，在一个拥有141名成员的“实业党”微信群内，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人员占据绝大部分，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仅有16名女性，参与日常讨论的女性则为个位数。而在互联网中被视为“工业党”代表人物或意见领袖的群体几乎均拥有硕博以上的教育经历，经济状况普遍处于中产阶级中上层，年龄段集中于70后和80后。较之“小粉红”，“工业党”的身份特征和阶层属性特征更为集中，其话语生产主体可以确定为都市中产阶级中上层的中青年男性。
从阶层属性角度来说，“工业党”和“小粉红”的崛起，可视为两个都市中产阶级新主体的涌现。而从思想体系和行动策略来看，两者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在思想体系上，“小粉红”代表着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国族认同生产与动员机制。一方面他们成长的年代正值中国国力高速上升期，基于朴素直观的情感体验，对当前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模式有着高度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孕育于商业传媒环境中的追星亚文化群体，粉丝社群在追星中培育的动员机制和媒介素养，可以直接嫁接到“帝吧出征”式的化行动，与此同时，美食与表情包大战取代了主权、全球化、民族、阶级等严肃议题。“小粉红”具有显著的后现代特征：微观层面的生活、基于特定身份特征的群体认同、以情感体验为基础的立场选择、多元主义的开放态度、缺乏体系的思想观念等。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小粉红”展现出反抗西方普世价值、认同中国模式的坚定立场，但其思想体系却已经被高度整合进被齐泽克称作“后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中。(31)
“工业党” 的思想构件包括唯物史观、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仍然处在诞生于18世纪末的普遍性意识形态的大框架内；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即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完全是一个与后现代无涉的现代问题；他们眼中的历史主体是明确的民族国家，不同于后现代多样的身份认同与族群；他们对国际秩序的分析方法，受到地缘、海权争霸、大国崛起等各类思想资源的滋养，基本遵循了19世纪与20世纪的大国博弈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他们的思想体系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现代性所提供的话语体系的影响乃至决定，但却试图在宰制性的英美现代化模式外识别出西方现代性的另类可能，并调用这些历史和思想资源，用以理解自身的处境以及世界历史意义，指导未来的道路探索。
现代思想体系与后现代思想体系的差别，也反映在两者的话语体系和行动策略中。“小粉红”的话语体系和行动策略产生于大众偶像、消费主义等商业媒介文化，呈现出娱乐性、碎片化和运动性的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是微博、粉丝站、B站以及Facebook、Instagram 等社交属性较强的媒体，他们通过拼贴视频、漫画、图文、表情包、网文等形式完成意见表达和信息获取，通过公告、聊天、评论、转发、点赞等形式达成共识与动员，通过以刷屏、屠版、表情包为特征的网络运动参与公共讨论。
“小粉红”并不主动生产宏大与历史叙事，他们的觉悟大都来自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文化”和“身份”。这与全球消费文化积极通过身份的调用与唤醒来普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越是具有国际消费文化知识的常识与参与能力的群体，越有能力和敏感性在似乎非、无的消费文化领域挑起议程。广受关注的“帝吧出征”，其缘起是韩国练习生组合中明星的一些言行引发粉丝的不满。而近期比较轰动的意大利时尚品牌杜嘉班纳营销视频辱华遭事件，更是一场典型的都市跨国精英阶层中的“小粉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批判话语和运动的产生，完全依赖于对时尚品牌的认知度，对时尚活动的跟踪与关注，对全球社交网站（Instagram，Facebook）的参与程度，对欧洲艺术、时尚和视觉文化中东方主义历史的深度了解，乃至对当代后现代理论中的后殖义、性别理论、符号分析等等的娴熟调用。
如果“工业党”可以被称为“知情的民族主义者”，那么成为有战斗力的“小粉红”，也需要是“见多识广”、接受过“国际通识教育”和“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全球化精英。他们的方法是充分调用社交媒体中的各类资源，在与对立面（否认辱华的网友和拒绝道歉的当事方）针锋相对的论辩和争论中，争取支持并组织线下的公众。因此，“小粉红”进入公共领域，通常是通过具有争议性和突发性的“网络事件”，而并非有什么稳定的知识生产和群体认同。虽然这种网络“快闪” 的形态看似没有规律、没有组织、随意性比较强，与“工业党”相比缺少日常话语生产、深度沟通，甚至个人交往的可见过程，我们还是发现在日常生活领域日益频繁的“文化”，仍旧可以成为匿名网络参与者“确认眼神”和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认同的中介机制。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早期“工业党”形成于21世纪初的军史类BBS，通过网络小说、政论网帖、论战等形式凝聚最初的人气。尽管网络小说等表达方式具有较强的娱乐色彩，但没有碎片化和运动性的特征。后期“工业党”在BBS讨论基础上，经历了传统出版物（如《舰船知识》等杂志、《大目标》等时政畅销书、《材料帝国》等穿越小说）、门户网站的专栏写作（如观察者网、经略网等）和社交媒体表达（知乎大V、微信公号）等阶段，他们通过比较传统的、建构体系的写作方式进行意见表达、生产共识、参与公共讨论，并进一步发展为线下的同人社团和智库，积极寻求参与工业科技产业的发展、学术话语和范式的改造，以及现实政策的制定的路径与方式。
“工业党”和“小粉红”的两种群体特征表现出不同年龄、性别、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的群体之间的差异，但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分野逻辑。(32)阶级或阶层的生成由经济基础决定，以都市中产阶级青年为主体的“小粉红”由于相似的阶层属性，以自然或半自然的状态凝聚成一个可被识别的群体，他们拥有相似的情感体验与立场观点，但对于世界诸现象的认识停留在感性层面，即片面、直观、外在的联系之中，因此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工业党”很大程度上则是通过知识生产和共识达成而生成的观念共同体，通过有意识、成体系的实践与观念斗争，对历史资源与生活经验进行了总结，将个人或群体的心理意识变成对自身历史地位的感觉，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对各种利益和行动及其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把握，从而理解现代世界生成的逻辑和自身的历史使命，因此成为了一个“自为的阶级”。当然，这两个网络群体并不足以构成“阶级”，更准确的说法是，“工业党”与“小粉红”代表了都市中产阶级之下自为主体与自在主体的分野，这也是两种民族主义网络的重要差别。
正如有批评者所言：“人民不是统计数字，他们以宗族、地域、阶级的身份联系和梳理。在‘工业党’叙事中，像熔铸的钢铁一般碾过一切的国家，真的能够把他们一一熨平吗？”(33)尽管“工业党”转化为都市中产阶级的自为主体，赋予了自身历史分析和行动的能力，但其思想体系中浓重的机械决定论色彩，对其他进步主义的蔑视，对强权力量的歌颂与崇拜，以及在民族、性别等议题上个别的极端观点，仍然是值得商榷的。现代社会面临哈贝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工具理性逐渐宰制了经济之外的道德、文化等诸社会领域，走向社会的单一化。对于重建一个多元、宽容和平等的社会共同体而言，通过最广泛的参与凝聚民族认同仍然是必须的，文化自省与多样的论争亦然。
1895年，韦伯在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深沉的问题：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经济大国时，如何实现的转型，锻造“成熟”的民族？(34)世纪之交，甘阳将韦伯的“民族”概念引介到国内，并进一步解释道：“现代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个的意志和向心力。”(35)甘阳认为，韦伯给出的答案是“致力于沟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的“大众”。韦伯的问题对当代中国有着深沉的启示，而俾斯麦德国、魏玛德国与纳粹德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展开，以及当下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阶层固化、族群对立的局面，对我们既是一种思想资源，也是一个警醒。
马克斯·韦伯对德意志民族命运的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而言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工业党”是中国互联网上一个联系松散的知识群体，代表一股成分驳杂的社会，他们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的理念，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翻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叙事，并借此处理当代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同时，他们以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自由派网络话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粉丝社群和亚文化。（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的分析》，载《东方学刊》，2018年秋季刊（总第1期），第49-60页）
(2)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第3-53页。
(4)汪晖：《再谈“五四”：以文化运动为方法》，载《东方学刊》，2019年春季刊（总第3期），第82-90页。
(5)洪恺：《中国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新右翼》，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3期，第49-51页。
(6)王小东：《结果还是在极右和极左之间跳疯狂的摇摆舞的工业党》（2012年8月28日），四月网，。
(7)卢南峰、许诺、吴靖：《辨析“川普粉”现象——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中国知识青年议题》，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空间研究》，2017年第1期，第69-77页。
(8)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第33-53页。
(9)文本分析的主要材料包括早期“工业党”在时政BBS的论战结集《陈经与愚蠢小猪关于中国经济的超长篇论战实录》以及正式出版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还有2012年“工业党”概念正式诞生后出版的“工业党宣言”《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协商》，辅以“工业党”代表人物在思想言论平台和社交网络发表的相关文本。深度访谈则对几个“工业党”代表人物和相关人物的历史认知、经济主张和个人生活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询考察。
(10)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13)任冲昊等：《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协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16)任冲昊等：《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协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年，第 225 页。
(18)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的分析》，载《东方学刊》，2018年秋季刊（总第1期）， 第49-60页。
(19)甘阳在《通三统》中试图将孔夫子的传统、的传统、的传统打通为中华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明自主性的问题，这里是对此的拟仿。参见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6页。
(21)安舟（Joel Andreas）详尽地论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家的治理阶层图景如何从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的愿景变成圣西门的技术专家治国论（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工业党”的成长时代与安舟所描述的转型时期基本重合，可为理解“工业党”所处的时代大氛围提供一个参照。
(22)程亚文：《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认同——1990年代以来关于民族主义的论争》，载许纪霖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39-140页。
(26)实际上，对德国国家主义经验的学习贯穿建国前的近代思想史。高力克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和演变，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接受史，梁启超、醒狮派和战国策派分别代表了中国国家主义的三个阶段，并经历右翼激进化的过程，最 终从梁启超之倡言民族国家独立演变为战国策派之鼓吹战争和权力意志（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的德国谱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9-18页）。而在德国本土，德国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着亲缘性，法西斯的绝对导致德国国家主义经验也被扫入了历史垃圾桶。但随着“二战”历史的远去，对战前德国历史与思想资源的发掘与运用逐渐成为风潮，不仅体现在对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前后历史的重新考察，也体现在对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德国思想家的重新认识，比如越过被帕森斯“美国化”的马克斯•韦伯，重新发现作为大国崛起思想家的韦伯，再比如中国学者对卡尔•施密特的研究热潮。
(29)人民网舆情研究室：《数读舆情：“小粉红”群体是如何崛起的？》（2016年12月30日），人民网，。
(30)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第33-53页。
(31)吴冠军、蓝江：《左翼前沿思想译丛·总序》，载《东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4页。
(32)“自在”与“自为”的哲学概念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将其应用于阶级分析，在《实践论》中则对“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进行了更加通俗的解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并未直接提及这两个概念， 但为澄清阶级意识提供了理论资源。（[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4、131、133页）
(34)韦伯认为“成熟”的标准是：“这些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