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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孤绝花》谈起:读图的时代是的时代
更新时间:2019-01-14 02:04:21 点击数:0 来源:网络整理

  8月底,《孤绝花》在北京单向空间做了一场非常“燃”的沙龙,除去几位嘉宾的精彩演说,尤其印象深刻的便是“摇滚博导”陈涌海的现场演奏里尔克的《沉重的时刻》,“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诗歌,诗歌,当诗唱成歌,便像烈火一样更易燃起人们的。

  另一次“燃”,则是陇菲先生关于“文脉”“做文章”“想象力”“通才”这些紧切这个时代弊病的演讲。他的到来非常令人意外,沙龙活动最初也邀请了陇菲先生,可因为他这几天刚好要去丽江参加会议便做罢了。没想到他的丽江之行后来因故未能成行,就来到会场,以《孤绝花》为机缘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说。

  杨典:这个标题是我跟当时一个叫杜宇的责编商量出来的,“孤”是指它有一些书,不过这些年过去了,里头的书有一部分又再版了。当然,也有一些到现在还没有再版。另外有一些也不算绝,比如《神曲》《十日谈》这种名著。但也有一些是很稀有的,别人不太看的书,可以使人叫作“绝”。

  杨典:啊对,里面有一些指的那种……谈不上香艳,也就是个形容,因为里面有一篇写《西厢记》,以及《搜神后记》,那一篇叫“桃花与鬼”,这跟那篇有关系,于是就加上了“花”,从而命名为“孤绝花”。

  朵渔:这里面的书,有些在我看来,真都是奇奇怪怪的书,但他都可以讲得津津有味,而且他每一篇书评都能有自己的发现,有自己的体会,简直是不可思议!这里面有一本书叫《无冤录校注》,我估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没有听说过。

  杨典:因为我原来不是做过几年电视剧编剧嘛,写警匪片的,就得翻一些犯罪学、法医学的书。这本《无冤录校注》里面都是些案例,讲一个人各种各样的死法,它的原因是什么?从法医学上讲的,人烧死是什么样的,被捅死后他会有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他在床上因为做房事死他是什么样的……它对这些有详细的描述,然后就让判案者不要错判。它是元代一个法医写的,但文字非常好。虽说是一个法医学的书,但其文字功底我觉得不亚于任何散文的东西。

  为什么?因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分类学不是那么大,甚至说中国的分类学不发达。虽然有类书,但类书看起来是分类,统称还是文学。中国写历史,写经史子集任何东西,他的文字修养是一样的。他无论是搞法医的,是卖菜的,是账房先生,或者是一个当官的,他要写任何东西,无论是奏折,是家庭日记,还是写诗,给朋友写信,他的文学修养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书也不会觉得枯燥,它作为文言文的美感还是一样的。

  古代读书人不会分类分科去读,不像现在我们大学要分科分系。一个读书人,要考科举就得全读,基本上就是“六经”、“四书五经”或者“十三经”这一整套中国文言系统。然后,他当官以后,可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要接触,这是他的基本修养。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一个种类很深,隔行如隔山,但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回事,都是文。

  杨典:这个是小时候的好印象,因为《瓦尔登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意志。当年这篇文章里面我没有提徐迟先生,他后来了。相比徐迟的译文,后来的那几个《瓦尔登湖》的译本简直没法比。

  杨典:对,有些热爱读书的人不关心什么版本不版本,你可以不关心印刷的版本或者出版社的版本等等,但还是一定要关心一下译者。尤其是外国的书,如果译者不行,简直没法看。中国所有现在翻译的书,其实基本上用的是一种语言。而我们看时期的中国汉语作者,包括译者,你会看到他们的差异很大。胡兰成的、鲁迅的、张爱玲的,或者说林语堂的、周作人的,都是白话汉语,但是他们的风格差异非常大,用词用字讲究的方式都完全不同。但是你看现在,不管著名的作家,或者说著名不著名的这些译者,他们在写东西、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尽管故事内容肯定都个个不同,但是你见他们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写,是一样的,基本上用的是一种语言。

  这是当代汉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不到语言,你能看到故事、内容、结构、风格、脾气,甚至能看出这个人的个性,但就是看不到汉语的语言,因为汉语全是一样的。80年代以后,所有的汉语基本上统一成一个东西,即我们平常说话的这种语言。

  古代的汉语不是这样。古代为什么有文言文和白话文?古代也有白话。古人认为书面的东西要流传,所以必须是另外一套系统。而说话,因为我们的方言和口语可能三十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它可以不流传,不记载,如果要记载则是属于专门的方言研究,或者对某个时代的语言的研究。但是文言完全是另外一个系统,所以现在你从清朝的时候看先秦的文学,看汉唐的经学,都还是一样,完全看得懂,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一个东西,所以他们认为语言就是两个系统的。但是很可惜这个传承我们没有人继承下来。时期的白话文作家,他们受的传统教育比我们要深得多,而且他们从小就很讲究这个,我猜是这样。

  你看鲁迅也好,胡兰成也好,他们的用词用句非常讲究。他不会把春天就简简单单写成春天,他一定想是用“春”这一个字,还是用“春日”,“春色”,或是用“春意”,一定要想一个更准确、更精彩的词。但我们现在可能就直接用“春天”了,你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你觉得好像我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但是实际上语言已经被遮蔽了,留下的只是事件,或者说你要表述的思想内容,语言则没有了。

  对于文学,我觉得语言是最高的,故事只是门槛,一个好的东西可以没有故事,甚至说故事可以非常次要。比如《西厢记》那点事儿,大家谁不耳熟能详,小孩都知道这个故事。《红楼梦》那点事儿能叫事儿吗?为什么你还是觉得它是好的文学,就是因为它的语言好。你每次读起来,会咀嚼它文字本身的美感,而那个故事你已经不关心了。

  陈均:其实他的这本书根本就不叫书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看的书评没有这样写的,我们的书评一般针对的都是最近出版的新书,去介绍并鉴赏它,但他评的大多都是一些旧书、书。第二个原因就是文体,也不是一个书评的文体,更多是一篇篇的文章,而不是一篇评论,他的见解、爱好、兴趣都在里面。

  陈涌海:杨典的这本《孤绝花》最早那一版我看过,是孔夫子网上买下来的。我当时读一篇就想去买一本书,再读一篇又想去买本书。他把那本书最精华的东西拎出来,用自己的语言解释,特别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你读完之后想“哎呀,这本书我也得找来看”。但由于大多都了买不着,你只好又千方百计到处去买,就有这种强烈的感受。但是你真正买了以后,可能又发现就那么几句精华的给他拎了出来,其他部分不一定都有这么精彩。

  真是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它不是一个真正地按书评方式来写的书,而完全是杨典的“气”,他把一本书最精华的东西,或者说跟我最共鸣的地方提出来,把它放大,然后外面的人,如果你是跟我有共鸣,那你也能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就因为这个,我买了好几本这样的书,最终那些书都没读完,他的书倒是读完了。

  陈均:读这些书其实读到的都是杨典。为什么会产生共鸣?因为杨典,作为诗人,作为古琴家,作为画家,我们在同一个时代,在阅读和教育方面是有交叉的。他的倾向、爱好,他对现实、对时代的看法和我们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杨典:《间书》是清代朱逢甲的间谍抄。“间谍”这个词是在先秦时期《左传》里就有了,他把从先秦开始当间谍的这个事件摘录出来合成一本书,也就是中国古典间谍说的一个集成。《间书》其实不是很厚,也就一二百页。它当时是一个叫朱启钤的学者发掘的,这个人很出名,特别是在建筑学和古琴领域。时期,梁思成也跟他很熟悉,是当时的一个怪杰。他把这本书从日本旧书店中挖掘出来,因为这个书已经没有了,流传到日本,是从日本带回来再出版的。他是为了给曾国藩献策,怎么剿杀苗民,剿杀联军。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当时的汉臣用来帮助清廷剿杀的。献计献策,最好是用《间书》,用间谍术来战胜对方,不要动不动就大动干戈。

  朵渔:这本书我真是闻所未闻。我感兴趣的还有一点,就是你把《孤绝花》的目录列出来,就能发现他的一个阅读史。

  陇菲:杨典是个怪才。以我的年龄来看,在他这个年龄里头是我唯一见到可以与之交流的。为什么呢?我今年73岁了,和当代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是代沟,其实我不太赞成“代沟”这个词,没有什么代沟,灵魂和灵魂可以直接交流,只要有相同的共鸣点,相同的振动数。

  杨典读书非常广,我看到《孤绝花》以后,发现他收藏的书,我大部分都有,但是也有一些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这些书在他那个年龄,或者比他更小一点年龄基本上我是没读的。也就是说,中华这个大文脉在当今确实有所中断,虽然我不赞成“文脉中断”这个断语,因为文脉是不可能中断的。文脉是什么东西?是人类几千万年以来把自己内化的东西已经外化为世界三了,就是在自然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三呢,是独立客观的存在,只要是世界三还在,只要还有人了解这个世界三,这个文脉就算接续上了,不会断绝。但是在客观上来讲,世界二和世界三的交流是可能会中断的。

  所以杨典读的书大部分不多,比如说今天谈论的一个词“小说”,什么是小说呢?从今天谈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是以当代小说的理解来解释杨典的小说,其实杨典的小说更接近庄子说,他还不完全是预演,就是琐碎之语。琐琐碎碎的只言片语,这就是小,不是大说,一句话是小说,两句话也是小说,一个故事是小说,一个典故什么的都是小说。那么,这个小说呢,和我们当今所说那个描绘社会人生的长篇大论的小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杨典的小说和当今的小说有很大的距离。

  另外就是文学和文章。我们现在谈的文学,实际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只描绘社会人生感触的,像托尔斯泰的啊,或者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红楼梦》《白鹿原》这种小说。这种是文学,但实际上中国人古代不大说文学,文学是一个日本外来语的引入,然后用来解释我们现在的文学艺术,中国古代人爱说文章,什么是文章呢?只要是有一定的文辞,优美华章的,不管是科学、物理还是化学,还是数学、几何,都是文章。比如说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赫尔曼·外尔有本著名的天鹅之歌,是他临终的一个告别演说,叫《对称》,《对称》是非常优美的文章,薄薄的一个小册子,我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比读任何一本其他的诗歌小说还有兴趣,这就是文章。很多好的东西都是文章,不管是政策、法律,典章、制度,还有我们经常说的文案,只要是好的都是文章。

  还有刚才这个杨典说的,他看不到语言,为什么看不到语言?因为我们没有文体。一个好的作家是有自己的文体的,他的发言、他的写作跟别人是完全不同的。这里头是什么东西?人各有体,有自己的体,这就是文体。凡是好的作家都是文体家,凡是坏的作家,都是说书人。我说这说书人已经给他很高的待遇了,你比起那些真正的说书人都差远了。坏的作家就是讲一段故事,文字没什么可读的。有没有文体,这对于当代不管是科学、宗教、艺术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好的传道士一定是个好的文体家,他在传道的时候,一定是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被他立刻征服,甚至就像陈永海看了杨典的书一样,看一本马上想买一本。当今社会缺的就是这个东西,缺着自己的个性,缺着自己的文体,缺着自己的品性,缺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其实这些东西最重要。

  最后可能要说一点,就是关于杨典的想象力。当今的时代是读图的时代,读图的时代是一个方便的时代,但是读图的时代是一个智力上的时代。比如说我小时候看《红楼梦》,我心里头有一个贾宝玉的形象、一个林黛玉的形象,也有一个薛宝钗的形象。可是现在的小孩,我估计他心目中要么是某某版电视剧的贾宝玉的形象,要么是某某版电视剧的林黛玉的形象,他自己心里没有形象,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么多图。看一本书以后,就在自己心里头想象此人何许呀,长什么样啊,他怎么说话怎么动作。可是现在所有这些都已经被电视电影规范了,你永远没有自己的想象,所以读图的时代是的时代,是智力上。所以我不大赞成把这个读图的时代说得那么好。

  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去看一些文字的东西,因为文字的东西留了很多空间,留了很多想象的空间。我最惊异杨典的就是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我是一个很死板的人,从小到较喜欢中国人所说的易理之学,就是道理之学。总是把一个事情很快归到一个道理上,很快地归纳,我很不善于说故事,也很不善于这个世态人情,所以看到杨典的时候大为惊异。那么,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作家?据我所知,在他这个年龄段里头,可能是唯一的。包括《三体》我也读了,但这个更多的是西方科学幻想的内容,当然有很多新奇的想象。

  最后就说“通才”的问题,当代最缺的是通才。杨典的涉猎非常广。记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头谈吴承恩的时候说到的一句话,“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敏:敏感;慧:智慧;淹,渊博;雅,文雅。这四个字,杨典,我不好说他完全当得起,但他都沾一点边,有敏有慧有渊博有文雅。但是取材广泛这一点他是做到了。题材非常广泛,他的书涉及面很广。那么通才有什么好处?通才,就可以不局限。而这个专才呢,往往就是一根筋。用一个科学史家的话来说,老在一个钉子眼钉钉子,钉了一辈子还是那个钉子。好比在一个地方打铁,除非把地球打穿,打到那边去。那通才呢,有时候脑子比较宽泛,想象比较灵活,有时候能在别人没有发现的地方有新的发现,一般凡是在哲学史上、科学史上、文学史上作出贡献的都是通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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